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 (松德院區) ------ Taipei Psychotherapy Cente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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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位於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(原:北市療)第五院區。以"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"的培訓與個案治療為目的。培訓課程則擁有相當豐富的精神病理學理論,精神分析理論閱讀課程,以及多種臨床案例的工作坊。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並與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密切合作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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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社會)社會與精神分析:置身所在的社會自體

< 本文> 身為一個精神分析的臨床工作者,在每天每天的臨床工作中接觸各式各樣的個案,雖然所接觸的是一群特殊的族群,甚至可以說是被標籤化,需要治療的一群病人,但是,他們也和治療者一樣,是共同生活在同一個社會脈絡中的,只是這常常像是背景一樣,未被注意和討論,每天每天,不論是治療師或病人,我們彼此都浸泡在同一個環境之中。 有時當我們安靜下來思索,開始抽離地觀看這個背景,這個所謂「社會」的背景時,這個「社會」環境有些共同的特質,是身在其中的每一份子都無法逃避的。這種個體和社會密切的關係,正如Ian Burkitt在他的書中:「社會自體:人格之社會形成理論」(Social Selves:Theories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sonality)(1991)所提的觀念,Ian Burkitt認為,社會和自體本質上就是交織在一起的,自體的每一個成分透過社會的身分認同(social identity)而互相產生關聯。他說:「認為社會和個體有一種基礎的區別是無意義的。所有努力想要找出『兩者』之間的『關係』,結果都是白費的,因為當我們檢視社會和個體時,我們只是從二個不同的角度,而看的正是同一件事:社會存在(social being)。……這是一種辨證的關係,其中,藉著相互的關係和客體或人的影響,創造出一個新的領域。」 Ian Burkitt任教於英格蘭北部的布瑞德福大學 (Bradford University), 教導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。在書中,他結合了社會學、心理學、語言學和哲學,提出所謂的「社會自體」一詞, 闡釋每個人的自體其實都和其植基深厚的背景脈絡,所謂的「社會」,是本質上無法切割的。 而在精神分析或佛洛伊德的理論中,佛洛伊德的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」(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)(1921)一文,對這個題目而言,更是值得參考的。佛洛伊德在這篇文章的開頭,也陳述了和Ian Burkitt一樣類似的觀點:「個體心理學(individual psychology)和社會或群體心理學(social and group psychology)之間的差別,初看起來似乎具有重要意義,但當更嚴密地加以考察時,就大大失去了其清晰性。無疑,個體心理學關心的是個體的人,探索個體得以尋求滿足他本能衝動的途徑;個體心理學只有在極少且罕見的情況下,可以忽視個體與他人的關係。在個體的心智生活中,不可避免會有別人涉入,成為他的模範、客體、幫助者、敵人。一個完全合理的說法是:從一開始,個體心理學就是社會心理學。」 在此,佛洛伊德很明確地將精神分析和社會心理學畫上了等號。另外,他在文章的開頭也提出所謂的「社會本能」(social instinct)一詞 。本能論似乎是他一慣喜歡用來解釋心理現象的模式,只是在文章的後面,他仍回歸到用原來性本能的觀點,說明群體的現象,「社會本能」並非他用以解釋群體現象的最終觀點。而有名的社會學家Elias Canetti,也有所謂「大眾本能」(crowd instinct)的說法,他認為大眾本能(crowd instinct)和人格本能(personality instinct)是相衝突的,這二種本能之間的鬥爭,可以解釋所有的人類歷史。 精神分析從本能論開始,之後卻有了不同的發展軸線。當代的精神分析,強調客體以及客體關係,這樣的強調其實還是呼應著上面佛洛伊德所說的論點。正如Robert Caper所言:「我們已明白人類個體心理學無法自群體心理學脫離,不只因為與客體建立關係是心智的功能之一,也因為個體與客體的關係本身,就是心智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與客體沒有連結的心智就算不上是人類心智,因此,忽略心智與客體的連結,便無法充分了解人類個體心智。」 。而在Winicott的理論當中,對於環境重要性的強調是其至要的特色。個體在客體環境中成長,所謂的客體環境是由存在於其中的人事物所構成,是我們每天每天生活在其中所感受到的色聲香味觸法,推而廣之,客體環境也是我們置身所在的社會。 試想,存在於我們每天每天所生活的「背景」之客體環境,有那些共同的特質?我們所生長的台灣,尤其是我所生長的台北,是一個怎樣的社會?每天每天個體在客體環境中所感受到的色聲香味觸法又是什麼?台北是一個極度快速要往所謂現代化都市成長的社會,「他」幾乎已經八、九成達成了,每天每天改變的速度很快,幾乎沒有片刻可以稍歇,每天每天都有許多工程在進行著,公共工程或建商的建案,最近最明顯感受到的是路平專案。常常,沿路的景觀會突然看到大樓自某個停車場拔地而起、或者,某個店面又憑空消失了。這個城市(或都市?)人口眾多,人口密度高,擁擠,台北的土地和房屋寸土寸金,其實意思就是每個人可以擁有的空間都是很極稀少的,每天都有界線受到威脅的問題,界線的碰撞展現在每天馬路上上演的交通事故中、和捷運的車廂裡‧‧‧ 在台灣,或更精確地說,在台北,吃的文化是聞名於世的,中國人的東西本來就好吃,台灣,或者說台北,更是匯集了中國南北各方的飲食於這個小城市中,除此之外,還有本地特有的各種夜市小吃,在台灣,不論多晚,都可以找到熱騰騰有溫度的食物。大家對飲食的重視和飲食文化的蓬勃發展,幾乎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。去年的金融海嘯,精緻消費的產業幾乎全垮,唯一不受影響的還是小吃店。而談到金融海嘯,不得不讓人聯想到台灣的生存危機,台灣曾經很貧窮,也曾經賺很多錢;台灣可以什麼都生產,但其實資源是很貧乏的,沒有油、沒有水、越來越少的糧食…只是「社會」不想知道,更不想討論,似乎只想用「拼經濟」來否認現實。 再來,我們每天每天回家,遇到的最重要的「背景」(或根本就是突出的「前景」)是什麼?第一個跳進我腦海中的是:電視!是的,電視,或者更廣地說,是傳播媒體。每天每天電視報紙和電腦都是激烈和最活跳跳的新聞或訊息。視覺應該是最早吞併和認同客體的感官 ,如今我們吞併和認同的是色情和暴力,而且是最極端形式,幾乎是未經過昇華、轉化、或象徵化的生之本能和死之本能。而所謂的媒體,提供給我們的更是一則又一則的幻想或白日夢,越成功的廣告,就越是貼近潛意識幻想。我們被餵養得彷彿全能,其實退化;彷彿置身人群,其實未曾有關係;我們看,其實未看;我們好像多知道了很多現實,包括全世界所發生的事,其實卻是更往幻想漂浮了。 在台灣,還有一種特殊的現象,就是台灣是佛教盛行的社會,或者更精確地說,是某種泛佛教的宗教形式氾濫的社會。佛洛伊德在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」(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)(1921)一文中提及,人類社會中最高度組織的群體形式就是教會(信仰者的團體)和軍隊 。我不太確定台灣這類的宗教團體,是不是類似於佛洛伊德所描述的高度組織化的教會團體,但很確定的是,這些團體都是依賴領袖(leader)的領導,對這些團體而言,領袖(leader)的存在都是極端重要的。這些我所簡略稱為「泛佛教的宗教形式」,從怪力亂神的「老師」、或宮廟、或陰廟,到所謂正信佛教的四大山頭,似乎都是有這類有領袖形態的團體。 最後,我想躍入歷史的洪流中觀看台灣這個社會。從中國大陸沿海先民為求生存渡海遷徙到島上、荷蘭人占領台灣、明末鄭成功趕走荷蘭人,之後明鄭又為新興的清廷所滅,直到1895,日、清甲午海戰,清敗後,台灣又為清廷割讓予日本殖民統治…光復後因為國共戰爭,蔣介石政權退到台灣,一大群隨蔣而流離失所的人民又湧入台灣,台灣接受美國人的保護……台灣的成長過程真是充滿了創傷,台灣的命運是破碎的,像是不斷被收養、又不斷被棄養的孤兒島嶼,台灣的認同從來沒有穩定下來過。 速度快而瞬息萬變、空間少而界線逼近、吃吃吃的口腔滿足、拼經濟的生存危機、傳媒媚惑的兩極特質、宗教與信仰盛行的理想化、自我認同的混亂,這些都是台灣社會,或者更精確地說,是個體身處台北這個社會所普遍感受到的特質。如果說,每個社會也有其所謂的「社會性格」,那這個社會其「社會性格」的診斷,無疑地就是一個邊緣型性格的社會,他的社會自體就是碎裂而無法成形的狀態。而回到最前面所寫的,如果個體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是一致的,那麼置身於這類社會中的無數個體,又該如何發展其鞏固和連續的自體呢? 最後,平心而論,不論是社會學或歷史學,都不是我能力所及的範疇,因此,這篇文章所陳述的觀點,也許都只是一些表層的了解或推論,是一種鬆散思考過程的產物,而非嚴謹的結論。身為一個精神分析的臨床工作者,也許只能由本能、自體、和客體的角度稍稍地切入我們置身所在的社會觀察中。 註: 1. Social Selves:Theories of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sonality , by Ian Burkitt, 1991, SAGE Publications Ltd,p189-190。 2. Freud, S(1921),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. Standard Edition, 18:69。 3. Freud, S(1921),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. Standard Edition, 18:70。 4. 參考「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2008,五南出版社,楊大和、李雅文、陳秀卿、范鈞傑、呂思姍譯,pxiv-xvi。 5. 見「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2008,五南出版社,楊大和、李雅文、陳秀卿、范鈞傑、呂思姍譯,p72。 6.可參考The Analysis of the Self by Heinz Kohut,1971,P117-119。 7. 參考「論佛洛伊德的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2008,五南出版社,楊大和、李雅文、陳秀卿、范鈞傑、呂思姍譯,p149-151。 8. Freud, S(1921),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. Standard Edition, 18:93。 ********** *********** 回應: 置身所在的社會自體--劉慧卿 回應人:李曉燕(臺灣精神分析學會會員) 劉慧卿撰寫該文,定位”台灣或台北’為一個社會個體的自體, 她以觀察客體取代與之對話(治療師與個案的晤談), 走出熟悉的診療室, 踏進五彩濱紛的台灣繁華紛亂的土地. 浮現出該客體的外在現實與其潛意識幻想交替(甚至某個時刻再現了幻覺-psychotic state), 經她細膩的知覺注意力(sense-organ’s attention), 診斷出這個台灣社會自體人格疾患-邊緣型人格. 這診斷報告書讀起來很順暢很精彩, 我深感認同. 該文提起邊緣型人格疾患的特質之一, 就是界線不清議題. 我是置身台灣土地的單獨的自體, 想起每天處在台北市坐計程車的被冒犯與威脅經驗,(如:置入行銷他們的政治想法, 不經我同意說起我的命如何如何, 探問我的私人背景等等) 立即聯想起我當下想攻擊或厭惡司機的念頭, 當然當時若正不想被打擾,言語的拒絕會毫不遲疑的說出來. 這互動的狀態令我想起與邊緣型的個案很難不產生負向的反移情,有時很困難涵容他們投射的B elements. 再說{電視.雜誌報紙傳媒} 的視覺或聽覺, 其催眠無處不在, 單獨的個體處在龐大的傳媒自體中 (它已形成領袖位置), 若個體的自我薄弱, 他對傳媒客體全心投入, 不經轉化僅併吞 (incorporated), 嚴重的話這個體將出現理想自我 (ideal ego-沒有與superego 聯結), 甚至併發psychotic state. 我的一位個案與她工作許久, 百思不解的是我為何在診療室始終感受不到她真實的 存在, 既使說出 數什次的移情詮釋或建構無效; 實在令人氣餒. 直到有次我說出她是富裕人家的小公主, 我是她的家庭老師; 才解開謎底: 她自童年起沉迷於電視偶像劇, 她就是富家小姐長得既漂亮身材又誘人, 她的白日夢全是電視偶像劇本的對白, 她不假思索的在現實生活中不斷刷卡買衣服, 直到刷爆. 她全然的併吞虛幻的客體, 自體成為空盪. 整個社會自體若不能如同我的個案疏通她的伊底帕斯情結的挫折, 去面對現實, 處理其哀悼; 我想我們每一個人處在這具邊緣型的社會客體, 想像我們10年後會是什麼樣的自體? 想像我們的下一代將是什麼性格特質? 假始照舊社會充斥著狂熱的政客, 依舊存在滿街滿谷都是小公主.小王子. 白日夢等同是現實, 不能轉化為象徵化的情況下, 會不會將有更多精神疾病病患需要心理治療? ********** ********** 蔡榮裕的回應: 精神分析從佛洛伊德開始,即對於以精神分析的角度,對於文化社會與歷史提供觀察與論述。依据精神分析書寫的某種傳統,劉慧卿的文章從佛洛伊德的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分析」說起,並從這文章而進一步思索個體心理學、群體心理學與社會心理學。這是一個起步,精神分析絕對有能力提供它的觀點,來豐富人類對於所處情境的認識。 然而,若要進一步以精神分析的論點,來觀察當代台灣的情境,由於亦身處其中,很難保持精神分析實務裡所期待的中立或移情涉入的了解,如何處理這個課題,是讓精神分析的論述如何在群體(group)、機構(institution or organization)、社會(society)與國家(nation)的當代論述,是否能夠提供有趣論點的重要因素。 當然這也需要有外在現實情境的容忍言論自由,但是是否精神分析要負擔這個診療室外的責任,覺得創造可以自由言論的社會,也是精神分析在人類文明的重要任務。對於這點責任,筆者是保持距離的,並非如此期待精神分析,是對或錯的議題,而是認為這一個值得也需要討論的議題。筆者相信,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,是難以想像有精神分析臨床需要的自由聯想,這雖然會有精神分析的理論知識,但是有精神分析的理論知識,並非等於精神分析的發展。或者,反而讓精神分析變成問題社會的幫凶。 反觀精神分析在台灣的發展,筆者相信自由聯想與自由言論的這個觀點,這是何以臺灣精神分析學會,近年來能夠逐步發展的外在情境基礎。雖然做為臨床家與理想的期待,這種對於自由社會的期待,並不會停下來的。但是我們做為臨床家,會更著重內在世界裡如何自由的課題。 筆者相信,劉慧卿的此篇文章,亦是精神分析對於台灣自身社會,表達論述的某種開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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