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 (松德院區) ------ Taipei Psychotherapy Center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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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位於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(原:北市療)第五院區。以"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"的培訓與個案治療為目的。培訓課程則擁有相當豐富的精神病理學理論,精神分析理論閱讀課程,以及多種臨床案例的工作坊。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並與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密切合作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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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3.06 & 07 權威情結(上)(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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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洛伊德在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一文中論述Gustave Le Bon的「大眾心理學」時,討論對於權威的渴望服從與無法忍受,所引發的現象。佛洛伊德認為小時候的原初自戀,在接觸環境之後漸漸對自己不滿意,而對周圍的客體產生『理想化』,並且對自己有『自我理想』的期望。然而,自我理想會對自我產生限制,所以對於權威會渴望服從又無法忍受。這兩者的擺盪關係,不可避免地會造成群體的不穩定。
    Winnicott認為,攻擊與自發性息息相關。嬰兒在生命最早期時,還沒有能力做因果聯結時,他的攻擊等同是活動,例如在子宮內踢腳,只是滿足了本我的衝動,也是在對環境做接觸,提供了自我的存在感,還沒有能力承擔責任或感到罪惡,而且還是愛的一部分。這攻擊的本能,需要有一個可供對抗的外在客體,才會產生真實自我的存在感,所以不是只需要一位滿意的客體。所謂病態的內向,是把關係分裂為二,壞的關係被投射在外界,好的關係集中在內心想像世界,所以只活在自己的世界裡;當這種孩子在從這種分裂中恢復時,他會開始對他感到充滿迫害的外界表現得有攻擊性,但這時若管教失當,會令他又縮回自己內向的世界中了。
    孩子小的時候希望自己有全知全能的父母,可以依靠、崇拜、予取予求,但若成長過程中始終無法超越父母成就時,自信總是有缺憾。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,常需要為反對而反對,否定父母或師長的權威,然後才會開始承擔自己所作所為的後果。
    E. S. Person提出人們糾結於服從與反抗的衝突中,為了尋求超越,採取三種策略:一、掌握神格:人類生命中無可避免的,是虛弱無助的感覺,來源不只是在童年時必須要依賴,還有人體功能的限制,以及關係中權力的不平衡、被虐待的經驗、無法決定環境及命運、存在的寂寞感、終究會死亡的事實。為了對抗這令人虛弱無助的感覺,人類自古以來就會拜神,並在神話中創造具有神格的人類或半人半神。至於現代,隨著科技的進步,許多人類鄙棄宗教,轉而崇拜知識的力量,認為知識可以無限擴展人的想像與自由,追求成為強勢的權威,科技可以改造自然與扭轉命運。但知識和宗教一樣,極端的時候也會變成雙面刃,它會點燃人的自大狂妄,令人產生錯覺,以為一切操之在己,可以征服一切,不容許別人質疑或反抗,這樣的結果遲早還是會導致腐敗或毀滅。
二、服從上帝:許多人沒有能力或者不願意掌握神格,經由虔誠地服從宗教神祉,尋求安全與救贖,放下個人的野心,承認自己的不足與罪惡,把謙虛與服從視為理想與美德。在極端的狀況,人放棄反抗,只有服從時,會寧可放棄選擇的自由,期待宗教帶來奇蹟、神秘、與權威。這種人可能賦予領導者極大的權力來統治、操縱、侵略。
三、教父幻想:教父是世俗版本的神格。為了確保財富、知識、或權力,人們會渴望追隨英雄、大師、教父或教母。這種人會在大家『理想化』的需要中產生,也必須要有能力製造權威、奇蹟與神秘,例如極權主義的領導者、商業鉅子、XX學之父。這種渴望的內心深處,也埋藏著慾望,想要藉著追隨而分得一杯羹,甚至將來可望有一天換成自己來當那教父(母)。
十字軍東征,是藉著服從一種宗教的名義,來爭討侵略屠殺不服從的異教徒。中國的共產主義藉著反抗原有的社會制度而號召大眾,大眾最後卻完全服從另一種號召『文化大革命』而進行屠殺。人類歷史中,以意識形態為名所造成的屠殺,遠超過因其他犯罪或過失所造成的死亡。這種現象出現在政治、經濟、及心理都有。
S. Milgram1961年在耶魯大學做了一個很有名的、關於服從權威的社會心理學實驗,研究納粹大屠殺的共犯心態。他以1 小時4美金的代價徵志願者參與有關記憶的研究,讓志願者抽籤當「老師」或「學習者」,但實際上兩支籤都是「老師」,志願者一定會當老師,「學習者」其實是與實驗主持人同謀的演員。老師與學習者被實驗者帶到由一道牆分隔的兩個房間,老師須先把電線固定在學習者的手腳上,然後到隔壁的房間關上門,彼此看不到但可以聽到對方,實驗主持人則坐在老師的背後。老師要把一張文字配對的列表,一一唸給學習者聽,然後再開始考試,方式是唸每一文字配對的第一個字,再唸4個答案,學習者要回答哪一個是配對的第二個字。學習者若答錯了,老師就要按一次電擊傳到學習者的手腳,強度由15伏特開始,每錯一次,就再增加15伏特,直到加到最大的450伏特。若答對了,才能進展到下一題。實驗設計令老師相信學習者真的被電到了,但實際上只有音效。當電壓增加到150伏特起,演員會開始呻吟,隨電壓增加還會哀嚎並有撞在分隔牆的聲音,老師在此時常會表達遲疑及擔心,而實驗者只會平淡地指示繼續。若老師問學習者是否會因此受傷,實驗者一率回答說可能會痛,但不會造成永久傷害。若老師說學習者顯然想要停止,實驗者只答說:無論學習者喜不喜歡,你必須繼續直到學習者全部學習正確為止。
    在做實驗前,Milgram先向學生及同事調查,大家預測有多少比例的實驗對象會按到最大的電壓?預測的比例是1.2%。但實驗結果竟是65%!這實驗一再被學術界以及媒體重做,在不同地區或國度,例如2008年英國的BBC2010年的法國公視,2011年美國的Discovery頻道,都還在報導最新做出差不多、甚至80%的結果,即使現代的西方教育從小就鼓勵獨立思考。Milgram認為服從權威會令我們的責任感受到抑制或消失,當人們在階級權力的結構中,自我控制的機制會被抑制,並向較高的階層退讓。
    類似的實驗是心理學教授P. Zimbardo1971年在史丹福大學所做的監獄實驗。他以一天美金15元的酬勞,徵求男學生志願參加,並從中挑選心理上最健康穩定的24人,分別扮演獄卒與囚犯,以研究二者之間衝突的原因,他自己則扮演典獄長。這研究本來預計要做14天,但他自己以及扮演獄卒的人,都超乎預期地投入他們被賦予的極權角色,用種種非肢體暴力的方式展現他們的統治,例如關禁閉暗房、強迫數數、罰做操、不准大小便、不准清潔便桶、沒收床墊、脫光衣服等等。結果有5位囚犯提早退出實驗,其他囚犯則內化了受虐角色。然而實驗進行六天就提早中止了,主要因為一位觀察訪談的女研究生質疑其道德性,而她也是50多位觀察者中唯一一位提出質疑的。她的反應與眾不同,是否與她當時正與這位實驗主持人交往有關?愛情與權威的關係又是另一個話題了。2004年美國在伊拉克的阿布格萊布監獄,以虐待囚犯作樂的事件爆發,令人聯想到這實驗,Zimbardo認為這不是少數壞蘋果的問題,而是人性在系統中出現的問題。
    筆者認為,其實會去參與實驗的人,就已是某一類型的人:他們願意服從、也預期應該服從,不論是服從擔任服從的角色,或服從擔任有權施虐的角色,否則怎會自願去參加呢?而另有一種人,無論酬勞或獎金多高,也不會想要乖乖當實驗品。
    精神分析的治療關係中,分析師的權威是一個重要的議題。古典精神分析師的中立態度、以專業知識做詮釋、保持空白螢幕,是被人際互動學派治療師批評為權威姿態的部份。Kernberg認為應區分權威(authority)與獨裁(authoritarianism):權威是適當的權力,強調功能性與合法性,運用在領導與做決定,若沒有權威,會導致無能、癱瘓、混亂;而獨裁則相反,是濫用權力。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,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、尊敬與費用呢?技術性的中立態度(technical neutrality)並不是冷漠,而是客觀的關切,對於病人心中矛盾的兩極保持一樣的距離,對於病人的超我、自我、本我與現實,亦保持一樣的距離。如果分析師過度擔心自己的權威,認為病人無法承受權威以及與自己不同的論點,可能會陷入受虐式地服從於病人的病態與防衛。Kernberg提出一位對於權威有心結的病人,在移情反應中,一方面一直想解讀分析師心中對他問題的真正想法,誘惑分析師告訴他該怎麼做,一方面指控分析師運用權威要求他不斷用反省來解決問題,抗議分析師嚴守分析關係,認為結束治療擺脫分析師才能解決他的問題。經過分析與詮釋,病人終於領悟父母各以不同方式的獨裁對他所造成的影響。若分析師在衝突時就改採接納與支持的態度,雖然可以帶來暫時的緩解或改善,長遠來說卻會妨礙分析的深度。
   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,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,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,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。經過長期的分析,分析師的性格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到病人,分析師應藉由自己被分析、持續的再教育與督導,把這影響降低,病人終究會把這分析關係好的部份內化昇華。

 
【參考資料】:
Freud, S. (1921). 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.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, Volume XVIII (1920-1922):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, Group Psychology and Other Works, 65-144
Person, E.S.2001論佛洛伊德的「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」,五南。
Kernberg, O.F. (1996). The Analyst's Authority In The Psychoanalytic Situation. Psychoanal Q., 65:137-157.
Milgram, Stanley (1974). Obedience to Authority; An Experimental View. HarperCollins.
Person, E.S. (2001). Knowledge and Authority: The Godfather Fantasy. J. Amer. Psychoanal. Assn., 49:1133-1155.
Winnicott, D.W. (1950). Aggression in relation to emotional development. In Collected Papers: Through Paediatrics to Psycho-Analysis. London: Tavistock Publications, 1984, pp. 204-218.
Zimbardo P. Stanford Prison Experiment: A Simulation Study of the Psychology of Imprisonment Conducted at Stanford University.  http://www.prisonexp.org/


(下)

周仁宇的簡評
宋卓琦醫師提出權威作為一個情結的看法。首先, 她引用幾個研究指出:人有服從權威的傾向。因為那幾個實驗皆與施虐受虐有關,所以或許我們可以更精確地說:這幾個研究暗示,人有受權威影響而參與施虐受虐的傾向。即使是我們以為應該會獨立思考的人,也無法逃開這個深埋人心的天性。
心理治療的關係裡,自然也受此影響。於是,宋醫師在文末引用 Kernberg 的看法,認為在心理治療中,不可以沒有權威(authority),但不能有獨裁(authoritarianism)。她說:權威是適當的權力… 而獨裁則相反,是濫用權力。若分析師沒有專業權威,病人憑什麼要給予分析師信任、尊敬與費用呢?… 分析師要避免濫用權威,就得小心避免將自己的價值觀及人生經驗加諸在病人身上,抗拒被學派誘惑而把理論的框架套用到病人身上,病人才能自由地經由瞭解與化解自己的心結而走出自己的路。
於是,我們被引到了一個問題上:權威和獨裁要用什麼來區分呢?是施予者的行為或意圖,還是接受者的呢?如果一個治療師將每次治療都結束在固定的時間,我想大部分的人都會同意這屬於 Kernberg 定義下的權威。但如果是病人抱怨治療師無能,而治療師告訴病人這是病人把自己的無能投射給治療師,那麼,這是權威還是獨裁呢?而又有誰能做這個評判呢?
這有好幾個可能。第一,治療師完全誤解,完全被自己的憤怒控制了,因此那不是一個詮釋,是把投射認同的理論硬塞給個案,形成了一個施虐受虐的場景。第二,治療師沒有誤解,個案的確在投射,為的是要治療師了解被人看輕是什麼感覺。但治療師只看到了投射,但沒有看到底下的焦慮。所以治療師在清楚地看到病人丟過來的情緒之後,原原本本地把它丟了回去。第三,治療師有理由可以認為這個詮釋能被病人吸收接納,並帶來改變。
同樣的,在病人這一端,也有好幾個可能。第一,病人在溫尼考特所說,崩解或未整合的狀態,無法理解也無法承受任何來自他人的看法。第二,病人了解治療師所說,並且在心裡某個地方也同意,但基於反抗,不得不否認治療師的想法,同時也否認了自己。第三,個案被詮釋深深打動,於是這個理解帶來了改變,而且這不是為了服從權威。第四,個案真的被誤解了,深深地感到難過和失望。第五,個案雖然被誤解,但為了種種原因,相信治療師所說,於是開始以投射認同的框架來理解自己。最後的這一種,被 Antonio Gramsci 稱為霸權 (hegemony)
如果回到一開始提到的問題:是什麼區分權威和獨裁呢?誰能評判呢?顯然,我們不會有簡單的答案。任何答案都會又落回此答案是權威、獨裁、或霸權的爭論裡。我們只能說,作為學習精神分析的心理治療師,我們唯一確定的,是去維護一個架構讓我們能夠繼續在思考和感覺當中不斷反省。
(周仁宇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13.01-2016.12)
 
劉佳昌的簡評:
    宋醫師提出了權威的議題,做為一個心理情結來加以討論。正如佛洛伊德的〈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〉的標題反映的,源自診療室躺椅的精神分析思想,是有可能延伸到診療室外,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學的分析,然而社會心理學的分析畢竟不同於臨床的精神分析。同樣的,權威議題的重要性也有不同來源。群體生活及人際互動中,對權威的服從或反抗等現象比比皆是,然而放在政治和社會現象的尺度來看,或許在以自由和人權為主流價值的這個時代,大家對涉及權威的命題還比較容易有共識。然而,一些社會心理學對權威議題研究的發現,當引用到具體而特定的關係時,必需要更加謹慎,例如在親子關係或親密關係,在應用和解讀時更應考慮到個別差異。尤其是在精神分析關係中,牽涉的是移情與反移情的交纏,其中牽動的情感反應往往是非常複雜而又變動不居的。
    在精神分析的討論中,權威之所以成為一個議題,通常來自分析師給人的印象。而這又分兩部分,一是個案在分析中對分析師的感覺,二是精神分析師的社會形象。先說前者,精神分析的理論做為一個整體,在學術和文化上留下怎樣的印象,是一個太大的論題,在此只能簡單地說。在二十世紀下半葉,精神分析理論確實曾引起學術界好幾波很根本的質疑。一個著名的例子是英國大哲Karl Popper曾批評精神分析的命題往往可以以各種方法自圓其說,規避驗證,因此是不可能被否證(falcify)的,因此他稱精神分析是一門偽科學,與占星術並列。他覺得一個不願接受驗證的學說不算是科學,而是教條。如果精神分析學說只是教條,那麼宣揚這些教條的人等於依賴人類的盲從傾向在樹立迷信的權威。
    經過許多論辯,Karl Popper的說法已證明經不起檢討,而且他更想批評的其實是馬克思主義,精神分析有點被拿來陪祭意味。不過精神分析界或許也應該好好想想,為何會被人拿來與二十世紀最大的獨斷教條之一相提並論。
    筆者更在意的,其實是診療室內的權威議題,然而在此也只能簡單討論。或許可以這樣說,分析師的權威表現在「不說話」和「說話」兩方面。不說話,指的是被動等待及沉默聆聽的分析姿態;說話,指的是他的詮釋。而我們知道,這兩者都常被當作反映出分析師的權威態度而招致批評。說得更清楚些,一定程度的專業權威是有必要的,這點毋庸置疑,比較有爭議的是分析師在抱持的分析姿態和做出的詮釋上,否過度權威或濫用了權威而變得獨斷,以及是否因此誘發了個案內心裡(也屬於人性)的服從性,甚至奴性,因而傷害了個案。
     筆者認為人的心裡可能都有想要順服的奴性,也都有想宰制別人的權力欲或控制欲,不管你是不是個分析師,然而分析的情境格外容易觸動關係裡的這個層面。若想要做一個分析師,好好了解自己的這個方面當然是必要的,也就是個人分析加上適當的訓練。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執業後持續地成長,也就是把自己放在專業社群中不斷地有被檢視的機會。否則自然的發展是不利這件事的,因為年齡越長會看來越像個權威,也越沒有人敢挑戰,權威就更有機會淪為獨斷了。
    回到日常臨床工作,筆者倒是相信,大多數有心開始學習精神分析的新手,都不是衝著想成為很權威的樣子而走上這條路的。但正因如此,我們更應重視一個常見的現象:為何那麼常聽到個案抱怨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師「冷漠」或「高高在上」?同樣地也常聽到治療師的說法太「沒有同理」或太「自以為是」。為何精神分析文獻帶給學習者的印象,和精神分析師樹立的榜樣(真實的或想像的),展現在新手身上時,卻那麼容易淪為一種過度權威的形象?反倒是我們有理由相信,一個真正好的分析師,一個無意識心靈的真正權威,並不會在他的個案面前戴著不合臉的專業面具。但這裡並非在苛責初學者,更多是在省思我們的教學有沒有甚麼問題?
    當然,權威議題不是只在分析師這端,限於篇幅,屬於個案那端的(移情的)權威情結,就先擱置不提。
(劉佳昌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09.01-2012.12)
 
蔡榮裕的簡評:
    感謝宋醫師對這個議題的初步整理,如果先簡單地說,權威(authority)與威權(authoritarianism,宋醫師譯為獨裁) 的分野,也許可說任何專業的存在都需要專業的權威,這種權威當然有社會的建構,而逐步形成,並讓其他人有所認同,缺乏專業權威時這專業是寸步難行,包括精神分析與心理治療。
例如,教授職位在社會建構裡當然比小住院醫師,讓一般人更覺得有專業權威,如果希望個案可以聽進什麼建議,相對於住院醫師,當然教授的話較有權威。若是這樣子,是否要做心理治療,就先做教授呢?也許不必然如此,但是為什麼呢?也許意味著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,期待的不只是建議的有效性,還有別的,那是什麼呢?如果是讓對方能夠更自由地發揮創造力,解決生活的問題,或者更有創意,那可能需要別的想法,而不是以建議的有效性做為主要思考。這問題有些大,暫不在此多談。
至於威權,涉及的是權力行使(這只是簡便的說明,學術上需要更多論述。)行使者要的是權力的獲得與感受,並獲得了宰制人與人關係的力量,這當然也會呈現在個案與治療者身上。但值得思索的是,如果要以威權方式得到專業權威,可能帶來的現象與問題是什麼,那是心理治療或精神分析要的嗎?更簡要說,所謂以威權方式得到專業權威,最可能的現象與感受,即是流行的說法「官大學問大」。雖然這是負面說法,卻是最容易被認同與實踐的方式,也是做為學習者的我們,最需要思索與想像的課題。那麼,那是當官或是做心理治療呢?也許不是百分百衝突,但有不少有趣問題值得思索。
(蔡榮裕臺灣精神分析學會理事長2005.01-2008.12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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