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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 (松德院區) ------ Taipei Psychotherapy Cente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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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位於北市聯合醫院松德院區(原:北市療)第五院區。以"精神分析取向心理治療師"的培訓與個案治療為目的。培訓課程則擁有相當豐富的精神病理學理論,精神分析理論閱讀課程,以及多種臨床案例的工作坊。思想起心理治療中心並與臺灣精神分析學會密切合作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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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013.10&12)一個死亡母親之死:論自戀與憂鬱

(上) 
…..
我向那些混蛋
跪地求饒
那晚我失聲尖叫
山裡傳來回音
而人們卻大笑
…..
唱這歌的女人
那晚被抓去強暴
他們才不管
我肚子裡未出世的女兒
他們用陰莖和手
強暴我
 
他們一點也不同情
在我體內注視的女兒
這還不能滿足他們
他們逼我吞下
我丈夫優瑟夫
死後的陰莖
以火藥來調味他那可憐的陰莖
 
這痛苦讓我大叫
你最好殺了我
再把我跟優瑟夫一起埋了
…..
 
一位垂死的母親對著女兒法斯塔(Fausta)吟唱出這段椎心泣血的史實,唱完旋即無聲無息地平靜死去。這是影片《懼乳:傷心的奶水》(La Teta Asustada: The Milk of Sorrow)(2009)(註1)一開頭的情節,短短幾分鐘的獨白道盡這位身心受創的母親一生一世的哀戚。這段空靈而哀戚的控訴,敘述的是八零年代祕魯內戰期間,眾多婦女遭受左派Sendero Luminoso「光明之路」游擊隊軍人殘暴性暴力後,在如影隨形的倖存者罪惡(survivor guilt)陰影下,忍辱含恨走完餘生的心路歷程。

法斯塔的母親遭受身心蹂躪以及喪夫之痛後,深陷於一種病態哀悼(pathological mourning),以當今精神醫學而言,等同於憂鬱(melancholia or depression)狀態,內心充滿了憎恨與自責,憎恨自己的丈夫棄她於不顧,同時也自責於目睹丈夫被槍殺並且吞下他的陰莖,形同被迫參與了他的死亡過程,使得母親防衛性地讓自己潛抑在一種「心死」的陰影中,用來解決如此複雜又矛盾的內在衝突。佛洛伊德在其1917年的經典文章《哀悼與憂鬱》(註2)文中提到一段十八字箴言:
 
… people never willingly abandon a libidinal position, not even, indeed, when a substitute is already beckoning to them.
 
佛洛伊德認為人們絕對不會輕易放棄失去的客體(或說是對於客體的愛)(Freud, 1917);亦即,法斯塔無法輕易甩開母親對她的影響,即使母親已經過世,她的影子總是籠罩著法斯塔,久久不散。憑藉一種非常原始的認同(identification)機轉,法斯塔的母親強制將逝去的丈夫緊緊鎖在自己的心牢中,形成所謂的「自戀性認同」(narcissistic identification),彷彿在幻想中吞噬(devour)了逝去的丈夫,與他合為一體,以維持一種外在事實分離,內在心理不分離的狀態,以逃避分離帶來的巨大而無法承受的創傷。在精神分析的理論架構下,憂鬱被視為是一種自戀狀態,一種失去客體後,原欲(libido)被迫自客體撤離回到自我(ego)身上,理論上應該切斷原有的客體關係,而尋得另一替代客體(alternative object)作為解決方式,然而自我是如此依戀逝去的客體,因此這個過程實際上是困難重重的。法斯塔的母親在無法有效解決自己內在矛盾的情況下,透過潛意識中否定外在現實(external reality),滿足幻覺式的願望,以維持逝去的丈夫(一個已經失去的客體)未曾離開她的錯覺(illusion),並且不斷重複這樣的精神活動,作為其維繫重要精神存活(psychic survival)的內在現實(internal reality);遺憾的是,法斯塔的母親終其一生並未脫離這樣的魔咒。

母親顯然將自己揮之不去的恐懼強加、或說是移植在法斯塔心中,與母親如同共生關係的法斯塔自然無以迴避,因而步上全面認同母親的不歸路,對於法斯塔而言,這是必要的心理機轉以維繫其精神平衡(psychic equilibrium)以及避免精神崩潰(psychic breakdown);因為認同,母女間的心理界線嚴重重疊,母親經歷的恐懼幾乎原封不動成為法斯塔的如影隨形的恐懼。法斯塔在母親過世後,一次因暈厥送醫時被醫生發現陰道被塞入一顆馬鈴薯,這是內戰時期某些部落的婦女因為恐懼被軍人強暴的防範措施。這種恐懼在法斯塔的世代中,不應該,也不會存在,然而,為何年輕的法斯塔竟然也必須如此戒慎恐懼?即使我們難以理解法斯塔心中的恐懼,但是我們更沒有立場質疑法斯塔內心的恐懼,因為人類的行為依據的是內在/精神現實(internal/psychic reality),而非外在現實。這樣的恐懼如此真實,真實到幾近妄想(delusion)的程度,使得法斯塔必須發展出幾近妄想行為(delusional behaviour)與之對抗;亦即,現實世界中法斯塔完全不必面對這些恐懼與危險,然而她依然做出這樣的防備行為,可見法斯塔心中確實處在隨時會被強暴的恐懼當中,彷彿身歷其境於當時的恐怖年代。

當然,陰道中的馬鈴薯或許根本就是男性陰莖的具體呈現,象徵法斯塔基本上是處在長期被強暴的狀態中,一如母親被強暴時的狀態。這樣的恐懼是不容許客觀化(objectifed),亦即,旁人對此是無權說三道四的。護士詢問她是否處女之身時,她猶豫了一下,防衛性地回答:「不知道!」。 這樣的回答真實反映出法斯塔心中的矛盾。在母親心中,法斯塔在母親的肚子裡眼睜睜目睹了母親被強暴的場景,她形同是母親被強暴的見證人,是將母親囚禁於性創傷中的那個人。母親的性創傷彷彿就是她自己的性創傷,藉由塞入陰道的馬鈴薯,法斯塔維持性創傷的狀態,亦即它的永恆性(timelessness)。創傷的永恆性在憂鬱狀態(melancholia或是depression)尤其明顯,過去的傷痛無法完成哀悼(mourning)過程,當然也就無法構思未來,時間似乎被永遠凍結在當下,猶如死亡狀態一般(Birksted-Breen, 2003)。

對此,2012年甫辭世的法國精神分析師André Green稱之為「死亡的母親」(”The Dead Mother”)(1983)(註3),用來形容一個母親在她的孩子眼中,肉體雖然是活的,但精神卻是死亡(psychically dead)的心智狀態。在法斯塔心中,原本應該是充滿生命力的母親卻呈現一個疏離、死寂、毫無生氣、全然沉浸在悲傷哀慟中的母親;沒有了愛,如同喪失了生命意義,在孩子的內在世界製造出一種精神層面的毀滅性災難(psychical catastrophe)。長期面對如此「心死」狀態的母親,法斯塔則深陷於無法哀悼或是不被允許哀悼的狀態中,心智發展被強迫凍結在某個時間點,不再往前進展(not moving forward ),她的內在世界中只容得下母親以及與母親相關之事,與母親形同處在不分離或是共生的形態中,母親的思想就是她唯一的思想。換言之,在精神層面上,法斯塔被母親綁架了。

母親的死去,讓法斯塔有機會重新審視她與母親的關係。在此之前,她不被允許脫離母親去看待他所處的外在世界;對於法斯塔而言,她的外在世界就是母親的內在世界的投射。母親的死去,迫使已經成年法斯塔不得不面對外在世界的衝擊與挑戰,包括前所未有的利誘、威脅、忌妒、恐懼、背叛等等;另一方面,她也同時從外在世界體驗到極度陌生的人與人之間的真誠、信賴、關懷、乃至於愛情。

為了將母親遺體運回遠處故鄉埋葬,法斯塔被迫幫傭籌錢過程中所遇到種種人間冷暖,讓她有機會踏出長久以來禁錮她的精神現實(恐怖、不可信任),坦然面對真正的外在現實(有愛有恨、有善有惡、可信賴也有背叛)。劇中,與男性園丁的互動過程,刻劃出法斯塔內心信任/不信任兩種聲音彼此的抗衡與競爭,終於跌跌撞撞出對於異性的信賴感;劇末,法斯塔終於願意讓醫生取出陰道內的馬鈴薯,象徵法斯塔終於決定掙脫母親強加的心靈枷鎖,雖然舉步維艱,雖然踉踉蹌蹌,終究開創出所謂的「過渡空間」(transitional space)(Winnicott, 1953),在這個空間中,法斯塔與母親一分為二,脫離共生關係的桎梏;在這個空間中,法斯塔得以正式脫離母親,盡情開拓其創造力(creativity)來發展自我。
 

註1:《懼乳:傷心的奶水》(La Teta Asustada: The Milk of Sorrow)(2009)得到柏林影展金熊獎、柏林影展國際影評人費比西獎,為秘魯新銳女導演克勞蒂亞尤薩(Claudia Llosa)的第二部劇情長片。此片為高雄電影館2011《電影與精神分析影展》系列5:《關於創傷,說不出口的才算數》之開幕片。
註2:Freud S. Mourning and Melancholia. 1917, SE. 17, P244.
註3: André Green:《On Private Madness》, 1983, P142.


(下)

周仁宇的簡評:
這是一個令人動容的主題,李醫師在文中所觸及的議題,或許是人類經驗當中最沈重的一個:關於我們心中的那個重要的人是否真正地活著,也關於我們自己能否因為那個人而真正地活著。

當失去所愛,最強烈也最徹底的反應或許就是成為那個人。這個歷程被稱為認同(把內在自體形象改造成和客體形象重疊),而認同正是和那個我們所愛的人之間最短的距離。

過去一百年來的分析師們不斷在診療室裡證實這個最古老的觀察:每當有重要的人離去時,我們都要經歷哀悼的考驗。一個能夠哀悼,能夠相信自己仍然可以愛人並且被愛的人,通常是因為有人曾經真正地活在他們心裡,並且因此讓他們感到自己真正地活著。但不是每個人都總能這樣,有時,面臨失落時,我們只能抓住那個早已沒有生命的影子,並且和它合而為一。

於是 Winnicott 和 Green 所稱的 the dead mother,便這樣一代一代地傳了下來。孩子終其一生,活著父母的人生,把自己的身軀拖到各個場景中(事業、愛戀、婚姻、育兒、診療室等等)以試圖治療父母。
醫師的文章裡提到的,雖是這樣的故事的極端版本,但卻絕不少見。現今,這樣的沈重故事幾乎已在診療室裡如影隨行。

 
劉佳昌的簡評:
  “The dead mother”,死亡母親、死掉的媽媽、死媽媽、像死人一樣的母親……,不論你怎樣翻譯,反正決不是亡母或先母,不是曾經活著而後來逝去、曾被深愛而今被懷念的,這樣的母親,而是雖生猶死、不生不死、或生不如死……,以種種難以名狀的可悲狀態生存於世的母親。

  Andre Green的dead mother論述,是讀來令人極不舒服的概念,死亡和母親的連結產生一個極具衝突感的新名詞,一邊是人人厭惡而畏懼卻又絕對逃不過的死亡,另一邊則是賦予我們生命,是許多人內心深處永遠最鐘愛的人,也是人在最無助時往往脫口而出呼喊的那個人。當然,這個名詞是被用來描述一種特殊的臨床現象,即是當個案在幼時有個在某些方面如同活死人般的母親,被這種母親養大的經驗會在他的內心引發怎樣的防衛及病態。然而,如此使用一個名詞仍不免勾起強烈的矛盾感受。我相信儘管長大後一個人對母親的感情常常是好壞參半,但對多數人來說,愛媽媽還是如同呼吸般自然的。這個名詞聽來會那麼刺耳,因為它挑戰了我們心中少數理所當然不容懷疑的情感,像母愛,像孺慕之情。如果可以,我寧可不用這個名詞。

  但有些時候我們真的不得不用,因為它是如此貼切反映了現象。沒有人會說活母親情結,因為母親本來就是活的。活母親讓一個孩子能夠去愛,也讓孩子有時嚐到愛不到的苦澀與辛酸,於是有時也會去恨。活母親讓孩子不得不經驗到挫折與失落,而且遲早讓他面對與另一個人競爭的討厭局面,最後還得認輸,並且學會用不同的方式來愛媽媽,還有爸爸,然後學會這就是所謂成長。想像一下,這樣一個成長的過程就已經夠艱辛了,而且在許多岔路口弄不好還會產生精神官能症,但這一切的一切都是以一個活母親的存在做為先決條件。我們想像一下,當這一齣家庭倫理悲喜劇的第一女主角因病缺席,其他人要怎樣演下去?這個孩子面對的如果不是讓他有時愛有時恨的母親,而是一個愛不到也恨不到的母親,他無從體會到擁有,就更别提如何學會失落與哀悼。整個故事變成一種極度無奈的悲劇,悲劇的核心不在不能從心所欲,而在從來不曾真正擁有。這樣的孩子可能終其一生受苦於強烈的愛恨,卻從不曾真正知道自己與他人的關係與分際。他可能對每一個遇到的人都強烈地渴望得到如同母愛般無條件的愛,或是他會那樣去愛每一個人,但想起母親,卻不會油然生起一般人都會有的那種孺慕之情。

  我們可以一直形容下去,但精神分析幫得上忙嗎?我相信這問題還是牽涉到精神決定論的有效範圍問題。也可以說生命是否終究得來自他人,或我們相信無論多麼微弱,每個人內在自有生命潛能?精神分析論及創傷畢竟不同於一般,強調的主要是心智是否承受得了某些刺激或興奮,不論那是源自外在的災難性遭遇,或內在的潛意識幻想。以此角度觀之,活死人般的母親應該是透過孩子的眼睛看到的母親,而不必然是真正的那個母親。無論如何,如果個案記憶中就是深印著一個死母親,這必然會重現在移情中,而視分析師也如同死人一般。然而筆者相信,死母親情結基本上是一個堵塞的發展,一場流產的發展過程,只因缺了楔合的客體,然而想要發展的潛能並未消失。因此在分析中,分析師固然會被移情為死母親,但在隱藏之處,他應該也會被偷偷地熱切期待去充當不曾真正有過的活母親,或夠好的母親。我相信對這部分動力的信心和敏感,或許可以稍稍中和掉當死母親情結再現於分析情境時,那種絕望和死寂。
 
蔡榮裕的簡評:
    不論對於佛洛伊德或精神分析的態度是否支持,其實,至目前為主,心理學對於客體失落的反應過程,佛洛伊德在「哀悼與憂鬱」裡所建構的說法,仍是具有重大影響的論述。雖然,佛洛伊德對於客體失落的論述,仍還有再深入論述與推論的空間。

    俊毅的文章裡想要表達的,不只是客體的失落,也涉及什麼是創傷?這部電影裡的暴力與傷害,就意識層次而言,當然是一般所言的創傷,然而,就潛意識層次的創傷理論來說,那又涉及當事者本人的成長早年經驗的(潛意識)後續影響。當我們願意這麼思索時,才不致於只以意識層次的創傷說法,過於快速地以期待或要求(意識上)忘掉那些經驗做為處理的策略,在臨床經驗上,這可能反而變成另一種(潛在的)暴力的期待。

    當我們不再只是以忘掉經驗做為訴求時,我們才能再理解文中所提及的「過渡空間」(transitional space)的意含,因為在忘掉與記憶之間,還有第三個空間。至於這個第三空間,不同的理論者有不同角度與經驗來描述它,Winnicott以(潛意識的)「過渡空間」做為論述焦點,受到不少精神分析者的支持,也因為有了這個可能的思索空間,才不會落於兩極化的「還記得」與「忘掉它吧」,這兩個被簡化且充滿分裂(splitting),只能二選一的處理方式。

    至於文中提及的,André Green的「死亡的母親」(“The Dead Mother”),這篇論文是討論精神分析技術的重要文章。André Green的論述比筆者在此所談的還要更細緻與謹慎,在此僅是簡要介紹他的論點。當精神分析躺椅上,不再只是傳統的精神官能症個案,而是更原始心智的個案時,如果這些個案生命早年的重要客體是極度憂鬱,好像是死掉那般的人,他認為精神分析的技術需要有所修正,因為治療者與分析者如果也像「死人」那般,個案是在面對「死亡」的重要客體(治療者或分析者)時,不可能會有心理成長的空間。但是,治療者或分析者怎麼做或怎麼想,這仍需要更多的了解與探索,因為並不是我們頻給意見就表示我們還活著。

    就像佛洛伊德從其它學門,如文學、藝術,醫學、物理學等借用一些術語,來描述他的臨床觀察與想像,這是我們能從電影學到的,也是精神分析與電影仍有持續互動的未來空間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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